《論語．泰伯》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抑或「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」？
佛說法為隨機說法，因病與藥，故有五乘佛法之說。又有「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皆悉善巧方便也。試以此觀之，以上二者說法均有可取之處，惟適用之情況不同。
前者謂，人民可令其跟從領導人的帶領，而無庸令其知所以然者。當民智未開之時，欲令人民悉皆了解政令之本意，方才推動政策，恐失其時。惟此時當有賢明之領導人，才不致衍生種種流弊及禍患。
後者言，人民有足夠的智慧，那是大同世界，不用多作管理，社會自然井然有序；當人民能理解而尚未了解時，領導人應該好好教育人民，使其開智慧。
《曲禮上》「國君撫式，大夫下之。大夫撫式，士下之。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刑人不在君側。」
禮是道德規範，標準高於刑。
從前人民受教育的機會較少，智慧未開，對之言禮不契機，故用刑匡正之。士大夫受過教育，當守禮之較高標準，不犯刑罰是應該的。如果士大夫還犯刑罰，那是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，要另外從嚴處分，故言刑不上大夫。受過刑罰的士大夫，表示道德有虧，當然沒有輔佐國君的資格。
儒家講「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」，道為體，德為相用。具體言之，則為仁。再申明之，則為義。義之不顯，則崇禮，以期由形式誘發實質，回復本源。禮為儒家學說之底限，不是法！故曰：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。
法家之韓非子曰：「刑過不避大夫」，實則世道衰微，天下大亂，欲藉法以正綱紀。惟須知法為權，當修禮義為本，方能大治。
《大學》之「格物」，朱子解為「窮究事物之理」，「格」即通。司馬溫公解為「格除物欲」，此「格」即格鬥、對抗也。前者為解門，看破；後者為行門，放下。同理宋明理學中，程朱之「道問學」為解門，陸王之「尊德性」為行門。修學當解行相資，不可偏廢。「致知」如陽明先生所說之「致良知」，係推究本有之良知。必須從起心動念處下手，這是毋自欺，也就「誠意」。「正心」是不偏，不落二邊，取中道(中庸)，最低的程度要放下邊見。
另一說「格物」專指「格除物欲」，斷執著；「致知」可解為求知，真正的知要放下分別。先格除物欲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破煩惱障(我執)，成就根本智；再求知成就後得智，破所知障(法執)；再放下起心動念就「誠意」。「誠意」起作用是中道(中庸)，這就是「正心」。「修身」就是要做到圓滿，止於至善。
又有言者以為，「格物」中的「格」當來字講，「物」指煩惱。「致知」馬上就發覺到。「格物」與「致知」合起來解釋，當要煩惱起來的時候，馬上就察覺到。「誠意」則可引曾文正公(國藩)對「誠」之解釋：「一念不生謂之誠」。
此三說均符合佛陀的教誨，但有深淺的不同。
三法印：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盤寂淨」
釋迦牟尼佛因地修行時，為法忘軀之四句偈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
